【抗日戰爭】反日情緒:1937年抗日初期的抗日情緒的蔓延

抗戰初期抗日情緒在中國的蔓延

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重要的戰場之一。抗日戰爭自1937年至1945年結束,歷時八年。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士兵對於淪陷城市的殘忍行為以及日本政府對於當年的歷史事件的迴避態度,成為當今中日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亦深被其他國家所詬病。對於抗日戰爭,為人所熟知的大多是當中比較重大的戰役或慘劇,例如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對於抗戰初期以及戰事即將爆發前的生活狀況,相對較少被談及。因此,本文欲探討在抗戰初期抗日情緒在中國的蔓延。

1. 研究方法

為了研究當時的抗日情緒的蔓延,本研究將通過研讀當時的報紙,統計當時在報紙上出現有關於日本的報道的文章出現的頻率、內容取態、報紙內容的豐富度以及種類,進而分析報紙所體現的抗日情緒的形貌。

自中日甲午戰爭戰敗,中國割讓領土予日本以後,日本對於中國的軍事侵略未曾停歇,在中國的東北、華北地區的軍事活動頻繁,例如建立偽滿洲國、在北平及天津鐵路沿線駐軍。[1]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更提倡「華北自治」在華北地區進行軍事擴張、加強駐守兵力、大量輸入軍事武器。[2]作為日本頻繁的軍事活動地區以及抗日戰爭的起點,日本的軍事行動應該對於華北地區的人民生活造成一定影響。

天津位處於華北地區之中,在地理上亦毗鄰七七事變的發生地,即北平。作為抗日戰爭初期日軍頻繁的軍事活躍地點,通過研究有關於天津在該段時間的相關資料記錄,應該能夠反映出當時日本軍事活動對於天津人民生活的影響。而且,當時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存有完整的報刊檔案,能夠直接搜集第一手資料,有助於研究的進行。因此在本研究中選擇天津作為主要的研究城市。

為了探討抗日情緒的蔓延和發展速度,在本研究中選定上海這座城市作為對比。選擇上海的原因有二。在七七事變之後,同年八月日本便對上海進行入侵,製造八一三事變,從此至11月12日上海淪陷,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拉鋸戰。上海作為抗日戰爭中第二個主要軍事行動目標,用作與第一次大型軍事活動(七七事變)的毗鄰城市天津作對比,能夠較好地反映在這數月間中國內部對日情緒的變化或趨向以及速度。另外,當時在上海發行的《中央日報》存有完整的檔案能夠直接搜集第一手資料,有便於研究的進行。由於上海只是選作做參照性對比,因此在本研究是輔助的存在,筆墨上會針對天津進行更多的詳細內容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時間有限,未能將更多的城市以及長時間段的報紙納入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範圍。因此,本研究選擇1937年7月份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以及1937年11月在上海發行的《中央日報》作為研究中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範圍。

抗日戰爭

2. 《大公報》及《中央日報》資料總結

日期與日本相關的社會報道和戰事相關的社評和戰事相關的攝影和展示相關的文學
7月1日2000
7月2日2000
7月3日1000
7月4日1000
7月5日0000
7月6日1000
7月7日0000
7月8日2000
7月9日5000
7月10日4000
7月11日5000
7月12日7000
7月13日8000
7月14日13010
7月15日11010
7月16日4010
7月17日7000
7月18日7000
7月19日6010
7月20日5000
7月21日8100
7月22日5000
7月23日5000
7月24日5000
7月25日6000
表一是根據1937年7月份的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所進行的統計

3. 抗戰初期呈現的抗日情緒分析

3.1 在抗戰開始前中日關係不見緊張

李漢雲指出在就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事變這段期間,日本人對中國軍民恣意欺凌、壓迫與侮辱,造成中日之間的關係緊張和仇日情緒。[3]此外,在其史學著作中亦提到,在國難六年(1931﹣1937)中,救國抗戰的精神在社會輿論以及知識分子中蔓延。[4]雖然在本研究中,報章的涵蓋量不足,但在7月份的《大公報》中,未見李漢雲所指出的緊張的中日關係以及仇日情緒。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後,該事件在7月9日才被正式報導。以此為界,在這之前,即7月6日至8日,有關于日本的報導大多偏向日本和他國的關係,以及日本國內的社會事件,例如在7月1日提及日本國防預算[5]和在7月8日報導日本和俄羅斯在黑龍江的軍事衝突的報導[6]。從這期間對於日本的報導可以看出,報章的報導立場偏向中立,報導的事宜和中國沒有太大的關係,更加偏重報導日本與外國的關係和衝突。也正因為這樣,並不能夠從報章中顯露或是蘊含仇日以及抗日的情緒。

此外,在報章不時看見有關於研究日本歷史和社會發展的書籍的發行廣告,在7月5日就有一系列這樣的廣告,如《日本的透視》[7]、《今日的日本》[8]、《日本的政治研究》[9]。通過報章上對於這些書籍的簡述──「從資本主義的活躍狀況發展到法西斯運動所產生的瘋狂」[10]、「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它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各種不安和矛盾」[11]、「今日的日本是矛盾、混亂、悲慘、犯罪、墮落、掙扎的綜合體」[12],可以看出此時關於日本的書籍,通過日本的社會事實和現狀,集中分析其社會的敗落以及不濟之處,揭露奉行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社會的混亂和危險性。而不是在展現日本社會的先進性,以及研究促成其先進性的成因。這些廣告更提到「幫助我們認識侵略者列強的真面目,增強我們民族的自信心」[13]。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些書籍其實是在警示著社會百姓,讓他們理解到法西斯主義以及日本的危險性,要認清他們看似強大的背後所隱藏的鄙陋之處,不要與他們走上一樣的道路。

這些有關于日本書籍的廣告雖然沒有包含仇日以及抗日的情緒,但是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其實是明白日本的危險性,意識到它是一個威脅般的存在,需要有一定的提防。但就此而言,並不足以明確看出中日關係的緊張局勢或關係。

3.2 報道保持中立 未見反抗意識

盧溝橋事變之後,報章內對於事件的報道保持中立,未見反抗意識。在有關於盧溝橋事件的報道,對於事件的描述保持中立,沒有摻雜支持或是反對的立場。在標題上,報章使用「盧溝橋中日軍衝突 日軍猛烈進攻我軍沉著應付」[14]、「日軍猛攻盧溝橋」[15]、「日軍分兩隊向華南出動」[16]等的標題,使用中性詞語去描述,保持中立,沒有使用帶有負面情緒或是貶義的詞語去表述日方的軍事行動,如入侵、侵略、侵犯等詞。報章客觀地描述出此為一軍事行動事件,不帶有既定立場、事實地報導盧溝橋事變。

在行文中,報章在描述事件時,更加偏重於描述中國軍隊如何去應對日軍的軍事行動,往往是使用帶有褒獎之意的詞語或語句,例如「我軍沉著應付 日方正增兵我軍決死守」[17]、「我軍奮勇抵抗」[18]。報章更加注重對於中國軍隊的表現的褒獎,并沒有花費筆墨在煽動仇日或抗日情緒。

在這期間總共刊登了四次有關於七七事變的攝影,其他時間的攝影版大部分都是在拍攝山光水色、國軍、高層軍官生活等,與盧溝橋事變無關[19]。在這四次的攝影報導中,集中於國軍、慰問人員和戰後城市樣貌,對於照片的描述缺乏日本的成分,單方面報導中國這一方的情況,對於日方的描述有很大的缺失,例如「守衛國土之戰士」[20]、「傷病運往後防」[21]。雖然在七七事變之後對於日本的報導相對增加,相比事變前增加的篇幅,大約是每天三四則[22],但除了在14、15日雙方局勢再次升溫造成報導大幅增加[23],總體而言,對於中日戰事的報導偏向中立和褒獎國軍,未見有濃厚的抗日意識。

3.3 報章內容豐富

第三,報章內容豐富。直至天津淪陷前,即7月29日,整個七月份的《大公報》中,報章內容種類多樣,涵蓋科普、經濟、體育、藝術、文學等的領域。廣告的種類也種類豐富,例如有香煙、香水、性病治療、衣服。報章亦不時有各種文娛活動的宣傳。就從報章的內容種類分析而言,報章內容展現出的人們的生活內容豐富,亦有多項的生活娛樂活動,並非如同李漢雲在書中所描述那般,中國人民生活處處受到壓迫、生活充滿不快,只是圍繞著戰事而憂心忡忡地生活。[24]

3.4 抗日精神和情緒萌芽

抗日的精神和情緒萌芽,但并不明顯。在整個7月份的《大公報》中,僅出現了一次正面表達要決心抵抗日本的報章內容。在7月21日的《大公報》中,出現了一篇名為《國民應有之覺悟》的社評。社評內容基於蔣介石在廬山的演講表示絕對的讚同──「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25]社評中指出在國難面前,人民應該要團結面對,不應該只擔心個人的生存安危;有能力者要竭盡其所能維護國家、保護社會;國民要有自覺性保護自己的國土,團結一致奮鬥抗爭。[26]這一篇社評是整個7月份中首次正面展現出抗日情緒的報章內容,亦仔細地提出抵抗日本的各種行動和措施。從這篇社評中確實看到了抗日情緒,而且當時的政治人物也已經明確表明了對於抵抗日本的思想和意識,可以從此影射社會中的抗日情緒逐漸萌芽發展,社會中確實有人抱著這種情緒看待日本,明白了抵抗日本的必要性。

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中亦可看出抗日情緒確實在社會中逐漸增長。在1、3、6、7月在上海文化界中,陸陸續續進行著包含抗日情緒的文化活動,例如文學界自發組織前往前線慰問抗日戰士的婦女慰問團、抗日主題的舞台劇(《漢奸的子孫》、《黎明》、《女記者》)和期刊(《國難史話》、《時事問答》、《戰線》)、文藝界和日本方面進行爭論(140名文藝界人士聯名發表對外宣言,抗議日本電影《新地》侮辱中國人民,宣傳帝國主義強盜政策)。[27]由此可見,在抗戰初期,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進一步發展,國內的抗日情緒也隨著增長,在當時的文化界活動已經明確用上了「帝國主義」[28]、「強盜政策」[29]等的字眼去描述日本,也明確指出了日本對中國人民造成侮辱。這些表述已經明確地表明了中國當時的文化界人士已經將日本視為外敵,要採取一定的抵抗行動。由此可見,抗日情緒、抵禦外敵、救亡圖存的思想已經在社會中逐漸萌芽。

總結以上的發現,可見《大公報》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整整一個月中,並沒有直接顯示出對於日本的譴責,或是表明抗日情緒。相反,更多的是對於事件客觀性的還原和報導。但自身作為受害者,對於侵略者日本的報導方式,顯得有其不合情理,過於客觀和理性。對於這一點,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及論文中也有所顯現。《大公報》所呈現出的這種中立性,是因為並未看清日本軍事行動的真正企圖,認為事情仍舊有轉機,可以再繼續觀察一段時間,不需要過急對這次軍事行動下定論。[30]基於當時國內和平發展的主張,故此《大公報》在報章的言論上相對溫和,積極體現當時的主張,並不想用激烈的言論激發時局,故此在報章中多次聲明和平解決事端的立場以及使用極其中立的描述。[31]此外,《大公報》在以往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行動的報道中,如九一八事變、1933年長城抗戰,有明確聲明對日本的譴責,以及指出日本軍事行動背後動機不良,蘊含了明確抵抗日本的情緒。[32]從此可以看出,《大公報》並非一份盲目中立的報章,亦非不偏好報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以及明確指出對日本的譴責和表明抗日情緒。這正好可以印證了上面所論述的一點,當時1937年7月中《大公報》所呈現的樣貌,更多是因為當時局勢未明,加上當時和平發展的主張,並沒有意識到從盧溝橋事變起,隨之而來的是為期數年的大規模抗爭,才在當時選擇了理性客觀的態度去描述。

製造七七事變、平津淪陷後,日本隨之在同年八月對上海進行入侵,製造八一三事變,在上海進行了三個月的拉鋸戰,直至11月12日上海正式淪陷才結束。通過研讀在上海出版的7月至11月的《中央日報》,發現在這四個月間,抗日情緒蔓延至整個社會,百姓普遍對日本產生了仇恨外敵、抵禦抗拒的情感。

第一,報章內容單一化,主要圍繞中日抗戰。在11月份的《中央日報》中,幾乎每天的報章刊登內容都是和中日戰爭相關,都是戰事內容以及相關的社評,已無體育、經濟、科普等的內容。在這當中只有少數廣告與戰事無關,例如「雪花膏」[33]、「招收航空機械生啟示」[34]。大多的廣告都直接體現了中日戰爭對於人民生活的影響性,例如「專制石洞及安全室」[35]、「防毒面具 有備無患」[36]、「必備地下室 鋼板避彈防毒門」[37],反映了中日戰爭對人民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已經危及人民的生活,需要尋求這些外在的保護設備保障自身的安全。人民亦沒有餘暇去報導其他的新聞內容,戰爭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亦是社會最為關注的一件事情,報章甚至幾乎每天都在公佈大量在抗日戰爭中進行捐款援助的人士的名單。

第二,對於日本的負面情緒濃厚。在11月份的《中央日報》中,已經無法找到之前在7月份的《大公報》中對於日方的中立描述。每一篇的內容都帶有對於日本的強烈負面情緒,對其描述亦是用上貶義詞語及文句,例如「瘋狂的日本」[38]、「瀰漫全英的反日空氣 全國輿論一致抨擊日軍暴行」[39]、「謹防日本的騙術」[40]。此外,在文學版上,與7月份的《大公報》不同的是,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充滿了抗日情緒和思想,例如在舞台劇《我們的故鄉》中以被日本困守上海的八百壯士為題表達抗敵思想[41]。報章上充滿了對於日本的仇視情緒,已無當初的中立持平報導態度。

4. 總結

在抗日戰爭初期,從報章上并不能明顯看到抗日情緒,報導中立持平,未見對於日本的仇視感。此外報章內容多樣,涵蓋許多與戰事無關的內容。其中的原因在於當時局勢未明朗,報章未能預計之後局勢,因此才採取中立持平的態度去報導事件,因此未能在報道中看見明確的抗日情緒,而是保持張望的態度和立場。然而在數月之後,報章內容單一化,主要圍繞戰事進行報道。從報章中可見的是抗日情緒的快速發展,報章的文字以及取向明顯表示出對於日本的厭惡感以及仇視感,抗日情緒和精神成為了文章內容的核心。這種思想亦滲透到報章的其他板塊中,例如文學和廣告。 通過對比分析《大公報》和《中央日報》,可見在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抗日情緒快速在社會蔓延。

抗日

參考書目

  1. 《大公報》1937年7月1日至同年7月25日
  2. 《中央日報》1937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5日
  3.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5. 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32(2015)
  6. 李桂生,〈《大公報》與抗日戰爭的輿論準備〉,《江西財經大學學報》43(2006)

[1]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11。

[2]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6-17。

[3]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3。

[4]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71-87。

[5]〈日本國防預算〉,《大公報》(1937,7,1),一版。

[6]〈黑龍江兩島案 日駁復俄抗議〉,《大公報》(1937,7,8),四版。

[7]〈日本的透視〉,《大公報》(1937,7,5),一版。

[8]〈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9]〈日本的政治研究〉,《大公報》(1937,7,5),一版。

[10]〈日本的政治研究〉,《大公報》(1937,7,5),一版。

[11]〈日本的透視〉,《大公報》(1937,7,5),一版。

[12]〈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13]〈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14]〈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大公報》(1937,7,9),一版。

[15]〈日軍猛攻盧溝橋〉,《大公報》(1937,7,11),一版。

[16]〈日軍分兩隊向華南出動〉,《大公報》(1937,7,15),一版。

[17]〈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大公報》(1937,7,9),一版。

[18]〈日軍猛攻盧溝橋〉,《大公報》(1937,7,11),一版。

[19]參照表一

[20]〈盧溝橋事件寫真〉,《大公報》(1937,7,16),二版。

[21]〈盧溝橋事件寫真〉,《大公報》(1937,7,16),二版。

[22]參照表一

[23]參照表一

[24]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3。

[25]〈國民應有之覺悟〉,《大公報》(1937,7,21),二版。

[26]〈國民應有之覺悟〉,《大公報》(1937,7,21),二版。

[27]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60﹣578。

[28]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76。

[29]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76。

[30]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 》32(2015),頁21。

[31]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 》32(2015),頁21。

[32]李桂生,〈《大公報》與抗日戰爭的輿論準備〉,《江西財經大學學報 》43(2006),頁101﹣106。

[33]〈雪花膏〉,《中央日報》(1937,11,2),四版。

[34]〈招收航空機械生啟示〉,《中央日報》(1937,11,6),四版。

[35]〈專制石洞及安全室〉,《中央日報》(1937,11,5),四版。

[36]〈防毒面具 有備無患〉,《中央日報》(1937,11,7),一版。

[37]〈必備地下室 鋼板避彈防毒門〉,《中央日報》(1937,11,7),四版。

[38]〈瘋狂的日本〉,《中央日報》(1937,11,1),一版。

[39]〈瀰漫全英的反日空氣〉,《中央日報》(1937,11,1),三版。

[40]〈謹防日本的騙術〉,《中央日報》(1937,11,7),一版。

[41]〈我們的故鄉〉,《中央日報》(1937,11,12),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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