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全球化的當下，儒學文化和思想廣泛地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讓不少人能夠接觸到當中深厚的哲學思想。之前我們詳細講述了儒學在西方社會的傳播歷程，那麼在亞太區，儒學的傳播又經歷了甚麼呢？日本和中國相毗鄰，從古至今，兩者的文化都在頻繁交流、相互影響，那麼儒學是怎麼踏上日本的土地呢？

中國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傳播

有別於西方社會，日本和中國在社會、文化、經濟上較為相似，沒有太大的根本性差別，可謂大大降低了傳播儒家文化的門檻。除此之外，在中國古代，日本一直是中國文化的輸出地，在吸收和接納儒學上可謂順理成章。總的來說，中國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傳播非常簡單直接。

1. 王仁引入儒家經典

儒家文化在日本傳播的源頭

公元285年即日本應神天皇16年，百濟人王仁帶著十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到達日本。這是儒學經典著作《論語》第一次到達日本的國土，也是在歷史上可以追溯並考究到的，儒學第一次與日本的接觸。王仁這次東渡日本，象征著儒家學說第一次正式踏足日本，亦從此刻開始，儒學正式在日本進行了在地傳播。

2. 唐代中國與日本密切的交流

中國儒學文化思想在日本傳播的高峰

講到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最高峰時期，便要數唐代盛世。當時唐朝無論是在文化、經濟，還是社會上的發展都達到巔峰，在亞洲版圖呈現出輻射性的影響，向周邊國家大力輸出本土文化。

據考證，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時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國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體制，均在唐朝時期由淺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兩地頻繁的交流，促使了儒學在日本散播的進程。

當時儒家思想影響日本國民的道德生活極深，自從聖德太子執政時期（593-621）推崇儒學以來，經過不斷提倡，社會上很快形成好儒習漢的風氣。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儒家思想以極快的速度普及到日本各地。

3. 朱子學說與日本官學

朱子儒學思想融入日本意識形態

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朱子學說傳入日本。經過350多年的在地傳播，朱子學說逐漸興盛起來，被德川幕府奉為「官學」，成為江戶時期統治階層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後，隨著中國陽明學和清代考證學的傳入，日本又相繼形成了陽明學派、古學派、考證學派等儒學流派，達到了日本儒學的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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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大瑰寶，歷經千年而不衰。伴隨著文化全球化，儒學思想成為了軟實力，在國際舞台上對外輸出，孔子學院便是因此而產生。對於身處現代的我們，早已視此為常態，但你又知不知道在最開始的時候，儒家思想是怎麼在西方社會中傳播？儒學西傳又經歷了哪些階段？

儒學西傳的四個時期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歷程，因傳播者的不同可分為四個時期：

• 耶穌會士時期
• 新教傳教士時期
• 漢學家時期
• 孔子學院時期。

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這幾個時期在儒家思想傳播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 耶穌會士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耶穌會士時期，這一時期自1579年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來華傳教，至1773年教皇克萊孟十四世解散耶穌會止，足足持續近兩百年。這一時期來華傳教的主要是羅明堅、利瑪竇、龍華民等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學知識的耶穌會士。

他們在學習漢語和傳教的過程中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而且企圖融合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如認為「God」就是中國古時的「上帝」。這種做法引發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禮儀之爭」，並最終導致康熙皇帝下令全面禁教，給雙方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2. 新教傳教士時期

第二個時期為新教傳教士時期，這一時期從1812年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出版《中國箴言：譯自中國大眾讀物》至辜鴻銘於1904年在上海出版《中庸》英譯本為止。這一時期傳播儒家思想的人很多，如馬禮遜、柯大衛、理雅各等，特別是理雅各將「四書」、「五經」譯成了英文，並撰寫了一些研究著作。

同樣是傳教士並以傳播福音為目的，新教傳教士與耶穌會士有很大不同，他們不是從學理上論證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思想的異同及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而是想把儒家思想納入基督教體系之中。其主要做法是通過翻譯儒家經典將基督教思想融入其中，在對比中貶低儒家思想，抬高基督教思想，從而達到傳播福音的目的。

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並未產生多大影響，其中除了傳教士的原因外，還有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近代化滯後所導致的中國的地位在西方人心中下降等原因。

3. 漢學家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漢學家時期，這一時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分為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

戰前主要是由埃茲拉·龐德、亞瑟·韋利、林語堂等翻譯儒家經典。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斷顯現，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在尋求治世的良方，結果發現了儒家思想，認為孔教是西方最為緊迫需要的，儒學為未來世界秩序提供了藍圖並能幫助創造地球上的樂園。確實，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為「仁」、「禮」、「孝」等，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有尊卑等級觀念的和諧社會，每當世界大亂或遇到道德危機時，儒家思想往往被視為一劑良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儒家思想不再作為治世的良藥，而是走進大學，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這一階段出現了格瑞漢、陳榮捷、劉殿爵等大家，他們主要從學理上認識和研究儒家思想。

4. 孔子學院時期

第四個時期是孔子學院時期，孔子學院是一個教育機構，其目的是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推廣漢語並傳播中國文化，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

這一時期儒家思想的傳播，與以往各個時期都有所不同。首先，有組織機構、辦學宗旨、原則章程、經費籌措等一系列措施，而不是無序發展。其次，辦學規模大，遍布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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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當然也是人類的意識或精神的基礎。因此，地理環境對人類和人類社會是具有一定的決定意義的。在了解了一系列有關於人文及社會的變遷之後，現在來探討一下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吧！

地理環境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的影響

1. 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

1. 為人類的生產、生存、發展、消亡或離開這個環境提供了物質基礎。
2. 決定這個環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及其活動（包幫人類活動），都不可避免地有一個產生、發展以至消亡的過程。
3. 在這個環境中的一切物質和由物質產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會減少，只能是各種形式的轉化或傳遞，除非來自這一環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或者離開這一環境。
4. 人類的一切活動必須順應這一環境的內在規律，在此前提下利用這一環境，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加速、延緩或制止物質的某些轉化和能量的某些傳遞。

但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在具體的人和物上，地理環境一般只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利用遠沒有達到極限，儘管這一極限是客觀存在的。

2. 地理環境給予人類的三大自由

儘管地理環境提供給人類的條件是有限度的，但只要人類還沒有超越這一限度，就能夠擁有相對無限的活動餘地。在起決定作用的同時，地理環境也給人類的發展保留著相對廣泛的自由。

1. 它並沒有規定人類從生產到消亡的具體過程、方式和時間
2. 它並沒有確定物質和能量的轉化和傳遞的具體過程、方式和時間
3. 人類只要不違背它的內在規律，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這一環境，實現對自身有利的物質轉化和能量傳遞。

3. 人類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關係

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利用從來沒有達到極限，今天離極限也還相當遙遠。而且，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人們對地理環境的利用程度存在著相當懸殊的差異，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的歷史和文化會如此豐富多采、千差萬別，為什麼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環境中，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人類的活動會出現如此不同結果的緣由所在。

同樣的地理環境，在不同的生產方式或生產力條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所以在人類的早期，即人類基本上還只能被動地適應現成的環境時，地理環境對人類各方面的活動幾乎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方式的多樣化，人們開始能動地利用地理環境，因而地理環境對人類具體活動的決定作用就逐漸減弱。生產力越發達，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利用能力和程度就越大。但這一切都是以地理環境所提供的條件為前提的，並且是以不違背它的內在規律為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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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是國家為進行分級管理而人為劃分的區域，在研究政區的時候應當探討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的規章制度、機構組織及權利分配，這樣才能有助於清楚認識疆域以及行政兩者之間的有機連結。中國古代政區的劃分有兩大特點，其一是二級制與三級制交替出現，其二是行省的出現及演變，其中元朝是一個轉折點。今天就詳細認識一下歷代政區的變化吧！

1. 商周時期

分封制

在商周時期，行政區劃上奉行的是地方分權的分封制。相傳夏朝開始按地區劃分居民，史稱「芒芒禹跡，畫為九州」（《尚書禹貢》）。商朝開始在王室以外地區分封諸侯，世襲統治權。西周實行了「封邦建國」，「受民受疆土」的典型分封制。

各封國尊周王為天下共王，承擔守疆土，衛王室，納貢稅的義務，諸侯在封國之內，掌握政治經濟軍事權，兼可分封下屬為卿大夫。

2. 春秋時期

郡縣制

列國兵爭，晉、楚、秦等在邊地先後設立縣和郡；至戰國，郡縣兩級制，開始在全國普遍推行。總的來看，第一個時期，商周時期是地方分權的分封制，縣以下置鄉、亭、裡等基層政權組織。郡、縣兩級行政長官由皇帝任免，實行年終考核，依任職情況決定升降留免（類似於今天的行政首長負責制）。

3. 西漢時期

郡縣制、州郡縣制

在西漢時期，採用的是「郡國並行制」。長安及附近地區實行郡縣制，長官有太守和都尉。其餘地區是分封制。同姓子弟分封為王，功臣和親屬外戚分封為列侯。漢武帝時，諸侯王的封地分割縮小，治民之權被取消，王國變成和郡一樣的地方行政機構，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漢武帝另分全國為十三個州郡，每州由皇帝派刺史一人監察郡國。東漢取消郡尉，固定刺史為州級長官，地方行政機構演變成州、郡、縣三級制。

4. 魏晉南北朝

郡縣制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基本保持州、郡、縣三級，但一個州所管的郡縣越來越少。總的來看，秦漢及魏晉南北朝奉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5. 隋唐

郡縣制為主 道及方鎮為輔

在隋唐時期，恢復郡縣兩級制進行政區劃分。在隋朝初期，取消郡，只存州、縣；隋末改州為郡，實行軍政分權。

在唐代再改郡為州，州有剌史，縣有縣令，並分立「道（鎮）」，成了州以上的一級政區，這就形成了「道——州——縣」三級制。另外，唐在邊疆設節度使，集數州的軍事、財政、軍政大權於一身，權勢逐漸膨脹。 「安史之亂」之後，節度使遍設到內地。實際上節度使就是方鎮，或稱道。

總的來看，隋唐基本上是郡、縣二級制，唐代後期形成了「道——州——縣」三級制。

6. 宋朝

路、州（府、軍、監）、縣三級制

宋朝實行「路——州（府、軍、監——縣」三級制，對國家進行政區劃分。行政長官由京官帶原銜出任，簡稱「知府」、「知州」、「知縣」。府縣之上，設「路」為監察區，路設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總稱監司，分掌軍事、財政、刑獄等職。

這樣一來，宋朝就形成了「路——州（府、軍、監）——縣」三級制。

7. 元朝

省、路（府）、州（縣）二級

少數為路、府、州、縣四級

在元朝，由於疆域遼闊，為了方便管制，在政區劃分上確立了行省制度。全國除了西藏歸宣政院外。其餘地方分設十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省之下設路、府、州、縣。行省長官有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等。路、府、州、縣設總管、府尹、州尹、縣尹。值得留意的是，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在此時開始出現。

8. 明朝

省、道（府、州）、縣制

在明朝洪武九年廢除行中書省，全國設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簡稱省，奠定了現行省級政區的基礎）。每省設左右布政使掌民政、財政，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揮使司管軍事，合稱「三司」。三司互不相統，分別隸屬於中央有關機構。省下設府（或直隸州）、縣（或散州）。府裡的長官為知府，縣里的長官為知縣。

9. 清代

省、道（府、州）、縣制

地方行政機構分省、府、縣三級，全國劃分為十八個省、五個將軍轄區、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和內外蒙古旗盟。省裡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和巡撫。一省或數省設一總督，各省均設巡撫。府長官為知府。府下設縣縣里的長官為知縣。另外歷代在少數地區設過特殊機構進行針對性管治。

10. 民國

省、道、縣三級制

辛亥革命前後廢除了府、州，全部改為縣，又重劃了道區，所以成了省、道、縣三級制。

省、縣二級制

隨後，國民黨政府廢除了道，實行省、縣二級制。

省、專區、縣三級制

在30年代，在省和縣之間設立了行政監察專員，設立專區。

11. 現代

省、市（不包括縣級市）縣三級制

1949年建國後地方行政機構分省（包括自治區和直轄市）、地（包括自治州、盟）縣（包括自治縣、旗、自治旗）。 1986年開始廢除地區，專區，實行市管縣。因此形成了省、市（不包括縣級市）縣三級制。中國現有24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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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西漢、唐代、元代、清代幾個朝代的疆域都超過了中國當今的「雄雞式」疆域。今天我們一般都認為中國的國土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實際上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國土面積可能在1000萬平方公里之上。目前中國的國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關於中國古代朝代的疆域版圖變化，你有多少認識呢？

1. 夏朝

夏代始於公元前1300年。中國古代的華夏族在黃河流域繁衍發展，當時的華夏族同蠻、夷、狄等不同族類經過長期的交往和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族體「華夏族」。華夏族分為幾個不同的部落，這些不同的部落集團先是生息在黃河及其支流一帶，後來發展到淮河、泗水、長江、漢水等廣大地區，建立了持續600多年的夏朝。

夏朝的疆域，以黃河、長江為主，以今河南西部為中心，西起山西南部，東至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處，南接湖北、北到河北。

2. 商朝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朝代始於商朝，其疆域與夏朝相似。商朝的文化非常發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講到商代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便是使用文字，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甲骨文！僅從河南安陽小屯村發現的十多萬塊甲骨上，已發現的單字就有5000個。

3. 周朝

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商朝滅亡後，繼之而起的是延續了800多年的周朝。周文王姬昌用薑子牙治理國政，國運昌盛。

周朝分為西周和東周兩個時期，西周建都鎬京，東周建都洛邑。其統治範圍包括今黃河、長江流域和東北、華東大部。而周朝在中國文化上最大貢獻，則是燦爛的青銅文化。

4. 春秋戰國

從東周開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500多年，習慣上稱春秋戰國。在此期間，各諸侯國之間戰火不斷，出現了諸侯爭霸的局面，此時的疆域基本上和周朝接近。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空前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鋒百家爭鳴”的現象。

5. 秦朝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王贏政建立起來的。

秦王朝立國僅15年，它的疆域東到大海，西到今甘肅、四川、至今雲南、廣西、北到長城一帶。秦朝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例如兵馬俑、 阿房宮、萬里長城。

6. 漢朝

秦朝滅亡後，公元前206年，西漢王朝建都長安，先後統治達214年，其疆域東南至海，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蔥嶺。西南至雲南、廣西、越南的中部，北至大漠，東北達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自西漢中期至唐朝末年的千餘年間，越南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7. 唐朝

唐帝國是一個空前強盛的封建帝國，唐大帝國的文化十分繁榮，特別在藝術方面，可謂耀耀生輝，例如唐三彩。

唐朝全盛時，疆域東到大海，南到南海諸島，西到巴爾客什湖，東北抵達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一帶。北界包括今俄羅斯的一部分，南界包括越南北部，西界包括烏滋別克斯坦的鹹湖，號稱唐大帝國。唐以後至宋代中國的疆域有所縮減。

8. 元朝

元帝國是中國北方的蒙古族建立的政權，元世祖忽必烈滅掉南宋後，疆域遼闊，北達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至西藏、雲南，西北至今新疆境內，東北達鄂霍次克海。元代的科技和文學比較發達，當中元雜劇是文學史上首次出現的宏篇巨著。

9. 清朝

清代乾隆年間，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了鞏固和發展，疆域北接西伯利亞，東臨太平洋，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南到南海諸島，西到蔥嶺，東北到外興安嶺、庫頁島，擁有一千多萬公里的土地。

這種疆域基本上與當今的疆域相似。最新測算表明，中國的實際面積是一千萬平方公里。但在經歷了 1840年鴉片戰爭、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33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899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與列強爭鬥的戰爭後，清朝政府與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大片領土淪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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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三大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定居農耕文化，南方山地遊耕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碰撞融合，最終呈現出耀耀生輝的中國文化。那麼應該要如何分析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呢？你又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許多衣食住行和歌舞娛樂的方式都是從少數民族地區傳過來的？

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1. 經濟生活

中國上古的主要糧食作物為五穀（泰、稷、菽、麥、稻），在飲食方面，漢人的某些飲食方式或蔬菜瓜果品種來自西北少數民族。

• 用麥磨面的糧食加工方法是秦漢以後由西域少數民族傳人內地。
• 以面烤製餅的方法來自胡人，東漢時人稱烤餅為胡餅。
• 多種瓜果蔬菜與糧食作物均經由少數民族地區傳人內地，如黃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蔥（胡蒜）、胡蘿蔔、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蠶豆（胡豆）、芝麻等。
• 葡萄酒、烈性酒（燒酒）的釀製技術來自西域。
• 人們盛夏消暑的最佳食品西瓜，則以契丹為中介，來自居住於色楞格河和鄂爾渾河流域及天山一帶的少數民族——回紇。

2. 衣著服飾

漢族的衣著最初以絲、麻和毛為原料，織成各種絲織品、麻布、毛褐。漢魏之際，棉花由西北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傳人內地。漢魏之際，新疆的高昌人已經開始種植棉花，漢魏以後，中原一帶也學會了種棉花。元朝以後，棉花已在內地廣泛泛種植。在紡織技術上，黎族的紡織術遠較內地先進。早在宋代，黎族的黎幕、黎單、鞍褡等織品已行銷內地。元成宗元貞年間（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四十年的松江烏泥（今上海縣烏涇鎮）人黃道婆返回故鄉，推廣黎族紡織技術，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區的傳統紡織技術。

古代漢族的服飾是長袍大褂，上衣下裳，長領寬袖，行動頗不方便。春秋時趙武靈王為了提高軍隊戰鬥力，帶頭學習穿胡服，改「博衣大帶」的華夏服式為上衣下褲的「胡服」。除此之外，號令全國學習胡人的「騎馬射箭」，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

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人們改造傳統服裝樣式，吸收胡服窄緊身和圓領、開衩等特點，最後形成了唐代的「缺袍」、「四侉衫」等袍服。近代流行的旗袍、馬褂則是從滿族人那兒學來的服裝樣式。另外，自清代至今仍然流行的旗袍馬褂是漢族人從滿族人那學來的。

3. 日常起居

漢以前的中原居民，雖然已有匡床（即筐床），但是還沒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漢以後，西域坐具傳人內地。當時出現一種新坐具——「馬扎子」，即兩木相交，中間穿以繩子，可張可合。坐在馬扎子上面，兩腿下垂，漢族人把這種坐法稱為「胡坐」；從少數民族地區還傳來一種類似後來「交椅」的坐具，時人稱為「胡床」。

在西域坐具的啟示下，中原居民不斷創新，桌椅板凳相繼出現，憑桌坐椅自此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舊俗。

4. 音樂舞蹈

和注重溫柔敦厚品性的漢民族比較起來，少數民族要熱情奔放得多，少數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歌善舞。不少少數民族樂器也傳入內地，沿用至今。

從近幾年出土的樂器來看，西北和西南少數民族的樂器，歷史久遠，種類浩繁，青海東都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石磬，雲南楚雄發現的戰國銅鼓，都是極好的實物例證。

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發明，管子（篳篥）是古代龜茲（今新疆庫車）人首先發明，手鼓是維吾爾族的樂器，笙最早是壯、苗等族的樂器，另外箜篌、琵琶、銅鈸、嗩吶、胡琴等，都是通過古代新疆各民族傳人中原地區的。

舞蹈是獨特的民族人體文化，幾乎每個少數民族都有傳統的、世代相傳的宗教祭祀舞蹈、民族風俗舞蹈，古典娛樂舞蹈等。在中國文化藝術的舞台上，如果沒有了少數民族的載歌載舞，將是多麼單調和乏味。

5. 文學

我國現有55個少數民族，其中除回族、滿族人使用漢語外，其餘53個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語言。不少民族還有他們自己的文字。在文化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他們利用自己本民族的語言，在文學領域中產生了眾多傑出作品。

藏族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藏文創始於公元前7世紀，是一種拼音文字，與漢文並稱漢藏語系，而使用藏語編纂的《格薩爾王傳》是世界上最長的英雄史詩。蒙古族的長篇史詩《江格爾》也甚為精彩，它們的產生，填補了漢族缺少英雄史詩的空白。維吾爾族有長篇韻文巨著《福樂智慧》和家喻戶曉的《阿凡提的故事》。

6. 史學

蒙古族人用蒙文創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並稱為蒙古三大歷史巨著。其中主要記載的是元朝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歷史。西藏史學家宣奴貝所著的《青史》記錄了吐番王室傳承的歷史及藏傳佛教，喇嘛派的創建、發展史。此書被推崇為研究藏史的權威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各項的傑出貢獻之外，還有許多值得大家認識的人物、著作、建築、經典：

• 藏族的醫學及其經典著作《四部醫典》
• 拉薩的布達拉宮
• 《藏文大藏經》對藏族的藏傳佛教的影響
• 壯族的壯錦、銅鼓、劉三姐的山歌
• 回族的回回曆法
• 回族民歌「花兒」
• 回族傑出人物，如元代天文學家紮馬魯，明代航海家鄭和、進步思想家李贄

正是由於有了農耕人、游牧人和遊耕人歷數千年的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斷互攝互補，方匯成今日氣象恢宏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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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地遊耕民族主要分佈在中國西南和南部，包括西南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頗族、苗族等，南部有壯族、瑤族、土家族等等。之前深度剖析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交融過程以及相關途徑，現在就仔細了解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遊耕文化的交融過程，以及不為大家熟知的遊耕文化特點。

1. 南方山地遊耕文化的特徵

南方山地遊耕文化鮮被人討論，在了解遊耕文化與農耕文化交融過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具有不同於中原農耕文化的遊耕文化的三大特徵——刀耕火種、遷徙不定的游動生活、偏原始的社會形態。

1.1 刀耕火種

「刀耕火種」是古時一種耕種方法，指砍倒樹木，經過焚燒，把地上的草燒成灰做肥料，空出地面以播種農作物的一種原始耕作方法。中國史籍多有記載。《舊唐書·嚴震傳》載：「梁漢之間，刀耕火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獨龍、拉祜、布朗、基諾、佤、僳僳、怒、景頗、黎、苗、瑤、等民族的部分地區，都不同程度地採用這種耕作法。現今世界上一些農業生產不發達的國家和民族，也保留這種原始耕作法。

1.2 遷徙不定的游動生活

與漢族「安土重遷」的生活方式不同，遊耕民族過著遷徙不定的游動生活，並不會長期居住於一個地方，如海南黎族「遷徙無常，村落聚散不定」；湖南過山瑤「歲時遷徙無定處」（民國《藍山縣圖誌·禮俗》）；廣西瑤人「地力漸薄，輒他徙」（《皇清職貢圖》卷四）；廣東等地畬族「其俗易遷徙」（吳震芳《嶺南雜記》）。

1.3 社會生活處於不成熟的狀態

遊耕文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尚處於不成熟的狀態，這種不成熟性包括：

• 商品交換與手工業生產不發達
• 種植作物單一
• 漁業在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 住宅簡陋
• 保留原始婚俗風習

2. 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遊耕文化的交融

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遊耕文化的交融主要是通過移民和教化這兩種方式實現。

2.1 缺少尖銳的衝突

由於中國歷代王朝大多建都北方，相比之下，雙方的衝突、戰爭較少，之間的接觸也不太多，因此，在文化上相互影響和融合的跡象並不明顯。南方遊耕民族在遷徙不定的遊耕生活中，多呈散在狀態，和漢族不存在爭奪生存空間的尖銳矛盾。

因此，雙方關係不像草原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那樣長期劍拔弩張的對立，爭端不息。這一狀況，為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遊耕文化的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2.2 文化互補 相互移民

歷代王朝對南方少數民族一方面設官治理，另一方面推行教化。通過相互移民和朝廷的教化，促進漢族與南方少數民族的融合，雙方也有一個文化補充過程。一方面是遊耕民族不斷被「漢化」；另一方面，是漢人與南方少數民族雜居，不少漢人也被「夷化」，例如元代黃道婆的紡織技術和西南少數民族的音樂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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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秦漢以後的文化，從地域上看，主要有三大文化類型，即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定居農耕文化，南方山地遊耕文化。其中以中原定居文化為中心。這三種文化在歷史的漫長進程中，通過遷移、聚合、貿易和戰爭進行了多方面的交彙和融合。那麼究竟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是通過甚麼的途徑而達成的呢？

1. 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北方游牧民族指東北、內蒙邊陲的守衛者，西北部的拓荒者，主要民族有東北的蒙古族、滿族、朝鮮族、赫哲族、鄂倫春族等，西北的回族，土族，撤拉族、保安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以及藏族等。這些民族大都過著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們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廣闊草原或荒漠地帶過著游牧生活。

在文化方面，他們大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有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還使用幾種文字，宗教和自然神崇拜在少數民族中有著較深的影響。在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上，主要通過四個途徑——戰爭、貿易、遷移、通婚。

2. 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融合的四大途徑

2.1 戰爭

游牧民族經常入侵中原，進行劫掠，為了抵禦游牧民族的侵襲，漢武帝「發十萬騎」，遠征匈奴，公元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衛青、霍去病各帶數十萬人，分兩路進攻匈奴，一直追到大漠以北。匈奴大敗，從此，不再與西漢分爭，匈奴人失去河西，損失重大，有首歌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這充分說明了漢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互相征服。

被稱為世界奇蹟的長城，就是中原先民為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而修建的。長城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互相防禦，各自在自己的國土上修建的工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秦、趙、燕三國北方的長城連結起來，築起了一道西起隴西（甘肅），東止遼東郡（今鴨綠江西岸）的萬里長城。秦以後，兩漢，隋、遼、金、明都大規模修築長城，其中以明代的長城最為宏大，明朝曾先後十八次修築長城，最終完成了西起甘肅嘉峪關，北至鴨綠江，全長達一萬二千七百多里的長城。可以說，前後持續了兩千二百多年的長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蹟，也是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農耕民族戰爭的結晶。長城也成了中華民族的象徵。

2.2 貿易

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農耕人互相貿易，互通有無，也促進了文化的交融。游牧人以畜產品同農耕人交換糧食、茶葉、布匹、鐵器等。這種史稱為“茶馬互市”的貿易活動，自古以來就在長城各關口進行。

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是指存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域稱謂，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旅遊交通線路，它蘊藏著開發不盡的文化遺產。茶馬古道源於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於唐宋，盛於明清，二戰中後期最為興盛。

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思茅、普洱，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地區、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就是漢代張騫通西域時沿途與新疆各少數民族的貿易之路，簡稱絲路。是指西漢（前202年—13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讚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併），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絲綢之路的形成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絲綢之路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2.3 遷移

自古以來，北方少數民族地區都是各民族的雜居之地，由於歷史上的遷移，使得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形式互相影響。同時，北方各民族人民也大批遷至中原，他們最終消融於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的大熔爐之中。比如，唐朝以後，古代的鮮卑族在史籍中就漸漸消失了，契丹族、党項族也不見記載。而在歷史上的統治者中，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清朝則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這兩個朝代，民族文化的交融更為明顯。

2.4 通婚

除了上述三種方式外，通婚也是中原民族與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種形式。歷代帝王為了邊陲的安寧，有時候不得不採取「和親政策」，這種通過皇室公主與少數民族首領聯姻的方式同樣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史料記載，漢高族、漢文帝、漢元帝都曾將宗室皇女嫁給匈奴首領。

隋唐時期，漢室皇帝也曾將皇女嫁給突厥族、吐番族首領。唐時文成公主與松贊乾布通婚，更是歷史上的美談。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大量生產工具，蔬菜種子、醫療器械，以及經、史、詩文等典籍，她並把養蠶技術、造酒、造紙技術傳入西藏。毫無疑問，和親政策對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友好以及經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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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重要的戰場之一。抗日戰爭自1937年至1945年結束，歷時八年。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士兵對於淪陷城市的殘忍行為以及日本政府對於當年的歷史事件的迴避態度，成為當今中日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亦深被其他國家所詬病。對於抗日戰爭，為人所熟知的大多是當中比較重大的戰役或慘劇，例如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對於抗戰初期以及戰事即將爆發前的生活狀況，相對較少被談及。因此，本文欲探討在抗戰初期抗日情緒在中國的蔓延。

1. 研究方法

為了研究當時的抗日情緒的蔓延，本研究將通過研讀當時的報紙，統計當時在報紙上出現有關於日本的報道的文章出現的頻率、內容取態、報紙內容的豐富度以及種類，進而分析報紙所體現的抗日情緒的形貌。

自中日甲午戰爭戰敗，中國割讓領土予日本以後，日本對於中國的軍事侵略未曾停歇，在中國的東北、華北地區的軍事活動頻繁，例如建立偽滿洲國、在北平及天津鐵路沿線駐軍。^[1]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更提倡「華北自治」在華北地區進行軍事擴張、加強駐守兵力、大量輸入軍事武器。^[2]作為日本頻繁的軍事活動地區以及抗日戰爭的起點，日本的軍事行動應該對於華北地區的人民生活造成一定影響。

天津位處於華北地區之中，在地理上亦毗鄰七七事變的發生地，即北平。作為抗日戰爭初期日軍頻繁的軍事活躍地點，通過研究有關於天津在該段時間的相關資料記錄，應該能夠反映出當時日本軍事活動對於天津人民生活的影響。而且，當時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存有完整的報刊檔案，能夠直接搜集第一手資料，有助於研究的進行。因此在本研究中選擇天津作為主要的研究城市。

為了探討抗日情緒的蔓延和發展速度，在本研究中選定上海這座城市作為對比。選擇上海的原因有二。在七七事變之後，同年八月日本便對上海進行入侵，製造八一三事變，從此至11月12日上海淪陷，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拉鋸戰。上海作為抗日戰爭中第二個主要軍事行動目標，用作與第一次大型軍事活動（七七事變）的毗鄰城市天津作對比，能夠較好地反映在這數月間中國內部對日情緒的變化或趨向以及速度。另外，當時在上海發行的《中央日報》存有完整的檔案能夠直接搜集第一手資料，有便於研究的進行。由於上海只是選作做參照性對比，因此在本研究是輔助的存在，筆墨上會針對天津進行更多的詳細內容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時間有限，未能將更多的城市以及長時間段的報紙納入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範圍。因此，本研究選擇1937年7月份在天津發行的《大公報》以及1937年11月在上海發行的《中央日報》作為研究中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範圍。

2. 《大公報》及《中央日報》資料總結

3. 抗戰初期呈現的抗日情緒分析

3.1 在抗戰開始前中日關係不見緊張

李漢雲指出在就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事變這段期間，日本人對中國軍民恣意欺凌、壓迫與侮辱，造成中日之間的關係緊張和仇日情緒。^[3]此外，在其史學著作中亦提到，在國難六年（1931﹣1937）中，救國抗戰的精神在社會輿論以及知識分子中蔓延。^[4]雖然在本研究中，報章的涵蓋量不足，但在7月份的《大公報》中，未見李漢雲所指出的緊張的中日關係以及仇日情緒。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後，該事件在7月9日才被正式報導。以此為界，在這之前，即7月6日至8日，有關于日本的報導大多偏向日本和他國的關係，以及日本國內的社會事件，例如在7月1日提及日本國防預算^[5]和在7月8日報導日本和俄羅斯在黑龍江的軍事衝突的報導^[6]。從這期間對於日本的報導可以看出，報章的報導立場偏向中立，報導的事宜和中國沒有太大的關係，更加偏重報導日本與外國的關係和衝突。也正因為這樣，並不能夠從報章中顯露或是蘊含仇日以及抗日的情緒。

此外，在報章不時看見有關於研究日本歷史和社會發展的書籍的發行廣告，在7月5日就有一系列這樣的廣告，如《日本的透視》^[7]、《今日的日本》^[8]、《日本的政治研究》^[9]。通過報章上對於這些書籍的簡述──「從資本主義的活躍狀況發展到法西斯運動所產生的瘋狂」^[10]、「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它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各種不安和矛盾」^[11]、「今日的日本是矛盾、混亂、悲慘、犯罪、墮落、掙扎的綜合體」^[12]，可以看出此時關於日本的書籍，通過日本的社會事實和現狀，集中分析其社會的敗落以及不濟之處，揭露奉行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社會的混亂和危險性。而不是在展現日本社會的先進性，以及研究促成其先進性的成因。這些廣告更提到「幫助我們認識侵略者列強的真面目，增強我們民族的自信心」^[13]。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些書籍其實是在警示著社會百姓，讓他們理解到法西斯主義以及日本的危險性，要認清他們看似強大的背後所隱藏的鄙陋之處，不要與他們走上一樣的道路。

這些有關于日本書籍的廣告雖然沒有包含仇日以及抗日的情緒，但是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其實是明白日本的危險性，意識到它是一個威脅般的存在，需要有一定的提防。但就此而言，並不足以明確看出中日關係的緊張局勢或關係。

3.2 報道保持中立 未見反抗意識

盧溝橋事變之後，報章內對於事件的報道保持中立，未見反抗意識。在有關於盧溝橋事件的報道，對於事件的描述保持中立，沒有摻雜支持或是反對的立場。在標題上，報章使用「盧溝橋中日軍衝突 日軍猛烈進攻我軍沉著應付」^[14]、「日軍猛攻盧溝橋」^[15]、「日軍分兩隊向華南出動」^[16]等的標題，使用中性詞語去描述，保持中立，沒有使用帶有負面情緒或是貶義的詞語去表述日方的軍事行動，如入侵、侵略、侵犯等詞。報章客觀地描述出此為一軍事行動事件，不帶有既定立場、事實地報導盧溝橋事變。

在行文中，報章在描述事件時，更加偏重於描述中國軍隊如何去應對日軍的軍事行動，往往是使用帶有褒獎之意的詞語或語句，例如「我軍沉著應付 日方正增兵我軍決死守」^[17]、「我軍奮勇抵抗」^[18]。報章更加注重對於中國軍隊的表現的褒獎，并沒有花費筆墨在煽動仇日或抗日情緒。

在這期間總共刊登了四次有關於七七事變的攝影，其他時間的攝影版大部分都是在拍攝山光水色、國軍、高層軍官生活等，與盧溝橋事變無關^[19]。在這四次的攝影報導中，集中於國軍、慰問人員和戰後城市樣貌，對於照片的描述缺乏日本的成分，單方面報導中國這一方的情況，對於日方的描述有很大的缺失，例如「守衛國土之戰士」^[20]、「傷病運往後防」^[21]。雖然在七七事變之後對於日本的報導相對增加，相比事變前增加的篇幅，大約是每天三四則^[22]，但除了在14、15日雙方局勢再次升溫造成報導大幅增加^[23]，總體而言，對於中日戰事的報導偏向中立和褒獎國軍，未見有濃厚的抗日意識。

3.3 報章內容豐富

第三，報章內容豐富。直至天津淪陷前，即7月29日，整個七月份的《大公報》中，報章內容種類多樣，涵蓋科普、經濟、體育、藝術、文學等的領域。廣告的種類也種類豐富，例如有香煙、香水、性病治療、衣服。報章亦不時有各種文娛活動的宣傳。就從報章的內容種類分析而言，報章內容展現出的人們的生活內容豐富，亦有多項的生活娛樂活動，並非如同李漢雲在書中所描述那般，中國人民生活處處受到壓迫、生活充滿不快，只是圍繞著戰事而憂心忡忡地生活。^[24]

3.4 抗日精神和情緒萌芽

抗日的精神和情緒萌芽，但并不明顯。在整個7月份的《大公報》中，僅出現了一次正面表達要決心抵抗日本的報章內容。在7月21日的《大公報》中，出現了一篇名為《國民應有之覺悟》的社評。社評內容基於蔣介石在廬山的演講表示絕對的讚同──「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25]社評中指出在國難面前，人民應該要團結面對，不應該只擔心個人的生存安危；有能力者要竭盡其所能維護國家、保護社會；國民要有自覺性保護自己的國土，團結一致奮鬥抗爭。^[26]這一篇社評是整個7月份中首次正面展現出抗日情緒的報章內容，亦仔細地提出抵抗日本的各種行動和措施。從這篇社評中確實看到了抗日情緒，而且當時的政治人物也已經明確表明了對於抵抗日本的思想和意識，可以從此影射社會中的抗日情緒逐漸萌芽發展，社會中確實有人抱著這種情緒看待日本，明白了抵抗日本的必要性。

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中亦可看出抗日情緒確實在社會中逐漸增長。在1、3、6、7月在上海文化界中，陸陸續續進行著包含抗日情緒的文化活動，例如文學界自發組織前往前線慰問抗日戰士的婦女慰問團、抗日主題的舞台劇（《漢奸的子孫》、《黎明》、《女記者》）和期刊（《國難史話》、《時事問答》、《戰線》）、文藝界和日本方面進行爭論（140名文藝界人士聯名發表對外宣言，抗議日本電影《新地》侮辱中國人民，宣傳帝國主義強盜政策）。^[27]由此可見，在抗戰初期，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進一步發展，國內的抗日情緒也隨著增長，在當時的文化界活動已經明確用上了「帝國主義」^[28]、「強盜政策」^[29]等的字眼去描述日本，也明確指出了日本對中國人民造成侮辱。這些表述已經明確地表明了中國當時的文化界人士已經將日本視為外敵，要採取一定的抵抗行動。由此可見，抗日情緒、抵禦外敵、救亡圖存的思想已經在社會中逐漸萌芽。

總結以上的發現，可見《大公報》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整整一個月中，並沒有直接顯示出對於日本的譴責，或是表明抗日情緒。相反，更多的是對於事件客觀性的還原和報導。但自身作為受害者，對於侵略者日本的報導方式，顯得有其不合情理，過於客觀和理性。對於這一點，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及論文中也有所顯現。《大公報》所呈現出的這種中立性，是因為並未看清日本軍事行動的真正企圖，認為事情仍舊有轉機，可以再繼續觀察一段時間，不需要過急對這次軍事行動下定論。^[30]基於當時國內和平發展的主張，故此《大公報》在報章的言論上相對溫和，積極體現當時的主張，並不想用激烈的言論激發時局，故此在報章中多次聲明和平解決事端的立場以及使用極其中立的描述。^[31]此外，《大公報》在以往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行動的報道中，如九一八事變、1933年長城抗戰，有明確聲明對日本的譴責，以及指出日本軍事行動背後動機不良，蘊含了明確抵抗日本的情緒。^[32]從此可以看出，《大公報》並非一份盲目中立的報章，亦非不偏好報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以及明確指出對日本的譴責和表明抗日情緒。這正好可以印證了上面所論述的一點，當時1937年7月中《大公報》所呈現的樣貌，更多是因為當時局勢未明，加上當時和平發展的主張，並沒有意識到從盧溝橋事變起，隨之而來的是為期數年的大規模抗爭，才在當時選擇了理性客觀的態度去描述。

製造七七事變、平津淪陷後，日本隨之在同年八月對上海進行入侵，製造八一三事變，在上海進行了三個月的拉鋸戰，直至11月12日上海正式淪陷才結束。通過研讀在上海出版的7月至11月的《中央日報》，發現在這四個月間，抗日情緒蔓延至整個社會，百姓普遍對日本產生了仇恨外敵、抵禦抗拒的情感。

第一，報章內容單一化，主要圍繞中日抗戰。在11月份的《中央日報》中，幾乎每天的報章刊登內容都是和中日戰爭相關，都是戰事內容以及相關的社評，已無體育、經濟、科普等的內容。在這當中只有少數廣告與戰事無關，例如「雪花膏」^[33]、「招收航空機械生啟示」^[34]。大多的廣告都直接體現了中日戰爭對於人民生活的影響性，例如「專制石洞及安全室」^[35]、「防毒面具 有備無患」^[36]、「必備地下室 鋼板避彈防毒門」^[37]，反映了中日戰爭對人民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已經危及人民的生活，需要尋求這些外在的保護設備保障自身的安全。人民亦沒有餘暇去報導其他的新聞內容，戰爭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亦是社會最為關注的一件事情，報章甚至幾乎每天都在公佈大量在抗日戰爭中進行捐款援助的人士的名單。

第二，對於日本的負面情緒濃厚。在11月份的《中央日報》中，已經無法找到之前在7月份的《大公報》中對於日方的中立描述。每一篇的內容都帶有對於日本的強烈負面情緒，對其描述亦是用上貶義詞語及文句，例如「瘋狂的日本」^[38]、「瀰漫全英的反日空氣 全國輿論一致抨擊日軍暴行」^[39]、「謹防日本的騙術」^[40]。此外，在文學版上，與7月份的《大公報》不同的是，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充滿了抗日情緒和思想，例如在舞台劇《我們的故鄉》中以被日本困守上海的八百壯士為題表達抗敵思想^[41]。報章上充滿了對於日本的仇視情緒，已無當初的中立持平報導態度。

4. 總結

在抗日戰爭初期，從報章上并不能明顯看到抗日情緒，報導中立持平，未見對於日本的仇視感。此外報章內容多樣，涵蓋許多與戰事無關的內容。其中的原因在於當時局勢未明朗，報章未能預計之後局勢，因此才採取中立持平的態度去報導事件，因此未能在報道中看見明確的抗日情緒，而是保持張望的態度和立場。然而在數月之後，報章內容單一化，主要圍繞戰事進行報道。從報章中可見的是抗日情緒的快速發展，報章的文字以及取向明顯表示出對於日本的厭惡感以及仇視感，抗日情緒和精神成為了文章內容的核心。這種思想亦滲透到報章的其他板塊中，例如文學和廣告。 通過對比分析《大公報》和《中央日報》，可見在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抗日情緒快速在社會蔓延。

參考書目

1. 《大公報》1937年7月1日至同年7月25日
2. 《中央日報》1937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5日
3.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5. 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32（2015）
6. 李桂生，〈《大公報》與抗日戰爭的輿論準備〉，《江西財經大學學報》43（2006）

^[1]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11。

^[2]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6-17。

^[3]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3。

^[4]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71-87。

^[5]〈日本國防預算〉，《大公報》（1937，7，1），一版。

^[6]〈黑龍江兩島案 日駁復俄抗議〉，《大公報》（1937，7，8），四版。

^[7]〈日本的透視〉，《大公報》（1937，7，5），一版。

^[8]〈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9]〈日本的政治研究〉，《大公報》（1937，7，5），一版。

^[10]〈日本的政治研究〉，《大公報》（1937，7，5），一版。

^[11]〈日本的透視〉，《大公報》（1937，7，5），一版。

^[12]〈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13]〈今日的日本〉，《大公報》（1937，7，5），一版。

^[14]〈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大公報》（1937，7，9），一版。

^[15]〈日軍猛攻盧溝橋〉，《大公報》（1937，7，11），一版。

^[16]〈日軍分兩隊向華南出動〉，《大公報》（1937，7，15），一版。

^[17]〈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大公報》（1937，7，9），一版。

^[18]〈日軍猛攻盧溝橋〉，《大公報》（1937，7，11），一版。

^[19]參照表一

^[20]〈盧溝橋事件寫真〉，《大公報》（1937，7，16），二版。

^[21]〈盧溝橋事件寫真〉，《大公報》（1937，7，16），二版。

^[22]參照表一

^[23]參照表一

^[24]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3。

^[25]〈國民應有之覺悟〉，《大公報》（1937，7，21），二版。

^[26]〈國民應有之覺悟〉，《大公報》（1937，7，21），二版。

^[27]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60﹣578。

^[28]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76。

^[29]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76。

^[30]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 》32（2015），頁21。

^[31]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 》32（2015），頁21。

^[32]李桂生，〈《大公報》與抗日戰爭的輿論準備〉，《江西財經大學學報 》43（2006），頁101﹣106。

^[33]〈雪花膏〉，《中央日報》（1937，11，2），四版。

^[34]〈招收航空機械生啟示〉，《中央日報》（1937，11，6），四版。

^[35]〈專制石洞及安全室〉，《中央日報》（1937，11，5），四版。

^[36]〈防毒面具 有備無患〉，《中央日報》（1937，11，7），一版。

^[37]〈必備地下室 鋼板避彈防毒門〉，《中央日報》（1937，11，7），四版。

^[38]〈瘋狂的日本〉，《中央日報》（1937，11，1），一版。

^[39]〈瀰漫全英的反日空氣〉，《中央日報》（1937，11，1），三版。

^[40]〈謹防日本的騙術〉，《中央日報》（1937，11，7），一版。

^[41]〈我們的故鄉〉，《中央日報》（1937，11，12），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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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晚清年間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列強攻擊、諸地割讓、權利外送，使得當時無論是中國社會還是國家政權都受到了莫大的威脅和衝擊。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強行進入中國內部，並且輸入西洋文化。清朝政府認為要讓當時的中國變得如同西方列強一般強大，便要向他們學習。於是便通過接納西洋文化，加以學習和應用，希望能使當時的中國再次變得富強。許多的變革在這個時期紛紛啟動，法律就是其中的一項。

1. 取法日本修改大清律例

外來陌生的國家以及西洋文化衝擊和挑戰著中國社會與文化，讓當時的人們意識到西方社會及文化的先進性。在這種局勢之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尋求自強之路，希望能夠一反局勢，謀求民族和國家的生存。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所到來的社會大躍進，在當時的晚清政府看來，可謂是黑夜中的明燈，因此決定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夠令中國社會再次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在之前的文章中詳細剖析了晚清政府效仿日本法律和法學的原因，當時取法日本修改大清律例這一措舉，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體現在四個方面。

2. 日本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2.1 法典翻譯出現日本傾向

晚清時期的法律改革當中，進行了大量的外國法典和法學著作的翻譯。沈家本等主持晚晴法律改革的人士把借鑑、取法的中心放在日本，因此在翻譯作品當中，大部份都是日本法典和法學著作。此外，在進行外國的法學著作翻譯時，因為中國沒有一套相應的近代法律用語，因此很難進行妥當的翻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的法律用語得到接納，被引進過來，將中國近代法律用語規範化。

2.2 中日法學家交流

晚晴時期，日本的法律專家被聘請到中國來協助法律改革，他們幾乎參與晚清各種新法的制定。他們以當時日本法律模式為中國草擬法律草案，使得法律蘊含豐富的日本法律特色，使得有人稱當時的法律草案為「日本律」。此外，這些日本法律專家更參與了立法中的新舊論爭、充當法律館的調查員、兼任京師法律學堂的教習、出版漢文法學著作。

2.3 派員赴日考察

除了了解日本的法律和法學著作之外，晚清政府還特意派員前往日本進行實地考察，詳細調查日本的訴訟審判之法、監獄制度、書籍內未完善記載與法律相關的各項事物等，極度深入地勘察日本的法律。

2.4 影響中國法學教育和教學

由於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切斷了仕途之路。在當時法律改革急需人才和主張向日本學習的情況下，東渡日本接受法學教育，成為了知識份子讀書做官的新出路，因而出現了日本留學熱潮。此外，國內也建立起各種法政學堂，在這種新式法學教育底下需要新式教員，這些東渡日本的知識份子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學堂的教員，傳授他們在日本所習得的日本法律和法學知識，使得日本法學佔領了當時中國的法學教育。

3. 晚清法律改革的成效

雖然晚清政府在法律改革上做出了許多的行動，也十分積極地向日本進行深入學習，但這場改革也如同之前無數次變革一樣以失敗告終。當時清朝政府並不是自覺地認為自己要去進行變革和革新來使得自己變得更加強大。當時的法律改革只是一種亡羊補牢的行動，是為了維護自身統治階級的的權利，是一場權利的自救行動，並非真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而出發。

對於這些外來的文化的接納也只有一定的接受程度，一旦超出了他們的認可範圍，認為會威脅到他們自身的權利，統治階層就會極力反對。因此，不管改革中的行動有多麼積極，實際上都沒有真正的接納西洋文化，真正落實在現實之上。在這種情況下，缺乏有效的指導和落實，這場改革在最開始就註定是失敗的結局。

參考資料

1. <近代初期中國法律的變革與日本的影響>，摘自李貴連，《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1996年，頁18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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